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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珍的两首咏农具诗
偶然在钱仲联的《近代诗钞》里读到郑珍的两首诗，《播州秧马歌》和《溪上水碓成》。
郑珍是有清一代大诗家，学杜甫、韩愈、孟郊、黄庭坚而能自出以平易质朴的面目，写生活琐事而能化臭腐为神奇。胡先骕认为他是清代诗人第一，陈石遗直言同光诗人如沈曾植、陈三立“实其流派”，都受他影响。
《播州秧马歌》和《溪上水碓成》就是写生活琐事的代表。秧马是种田插秧之前用来肥田的一种工具，以烂草沤肥，比用粪肥效果好。水碓就是舂米的工具，凭人力舂米太慢了，常常没米下锅，只好想办法造个水碓，而因为郑珍家比较贫穷，造水碓还要向邻居求助。
现在有些文学评论家在评价一些现代诗人时，常常喜欢盯着人家的工作职业，大发感慨议论，比如“打工诗人”。看到郑珍这两首诗时，就突然联想到，按照这些人的思路，郑珍岂不是可以做个“农民诗人”了？
好在郑珍是个古人，当时还没这尴尬的加头衔风气。
前代诗人学者评价郑珍，没人考虑这些，只看他诗写得怎么样，纯从技术分析。学杜韩便是学杜韩，没说种了田就没资格学杜韩了，出以白居易面目便是他的手段本事、特出的艺术风格，没说因为他是种田的所以天生就能平易近人、出以白居易的面目。
诗人就是诗人，读书写诗和种田吃饭都是生活的一部分，难道要因为他会种田、他的妈妈要舂米做饭，所以我们就要用奇异惊诧的目光去打量审视他、觉得一个种田的居然还会读书作诗这件事很惊讶不可思议？如果真这样想，那都算得上歧视了。
当然，诗人做什么职业、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对他最终能取得多大文学艺术成就很重要吗？其实也有一点重要。最简单的，如果不是生活在乡间种过田，郑珍可能接触不到这些农具，更不可能对这些农具的使用方法有这么细致的观察和体会。他要是个将军，可能就只能写写战马了。相对于秧马，战马这个题材就比较老旧了，历代诗人不仅题咏得多，写得好的作品也多，这样一来，至少失去了一个在题材上求新出奇的途径。
但是换个方向想，种田的人这么多，也没见每个种田的田父农妇都成大诗家嘛。
可见做什么职业，对艺术成就能有多高，或有助益，但并不占决定因素。也就是说，假如郑珍是个将军，去写战马，或许对读者而言无法获得新颖题材带来的新鲜感、冲击感，但就作品本身艺术质量而言，至少也能刻画肖似、跃然如在目前，置诸古人同题材作品中无愧色了。
至于那种太着眼作者职业的评价实在是少见多怪，刻板又偏狭不说，也是在忽视诗人在艺术上的努力，很难体现对作者有多少尊重、对作者的作品艺术成就有多少尊重。感觉这种评价实在没什么存在必要。讨论文学就讨论文学，没必要用别的社会历史课题来模糊重点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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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诗随感：郑珍的两首农具诗
